音乐理想主义的终局

 

崔健《一块红布》1991年

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

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

你问我看见了什么

我说我看见了幸福

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

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

你问我还在想什么

我说要上你的路

看不见你也看不见路

我的手也被你攥住

你问我还在想什么

我说我要你做主

 

 

    崔健的音乐没有特别表达乐观的理想主义，反而代表一种在历史进程前感到茫然的情绪，唯一特别的是，这种茫然情绪并不让人消沉。崔健鼓励行动。这是八十年代的精神的主要特征。

 

    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》（也是他的第一张专辑的名称）发行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，其中既没有提到阶级斗争，也没有歌颂暴力革命，只是赞美了人类在逆境乃至绝境中爆发出来的意志的力量。崔健想消解革命史赋予长征的意识形态内涵，从而把长征变成一次抽象的漫步，而不是目标明确的军事行动。这样一来，他就可以强调长征的美学价值而不是历史价值。只要坚持走下去，年轻人就能够摆脱存在主义的（而不是政治和经济的）困境，这种想法和凯鲁亚克的《在路上》的主题是完全一致的。

 

    1991年他发表了第二章专辑《解决》。其中《一块红布》得到了王朔的高度评价。若干年后，因为这首歌，文学批评家把崔健写进了文学史。这看上去是一首普通情歌，只是比那种抒情的情歌的口味重一点（有一些性暗示），但和那些优秀的诗作一样，不同的人根据自己的感受，可以给歌词不同的解释。人人都认为——或者是愿意——这首歌有特定的指向。

 

    许多年后，不止一个老年人提到他们一生中经历的两个乐观、明快和朝气蓬勃的时代，那分别是在五十年代初和八十年代初。那种由百废待兴和意气风发相交织的社会气氛很难形容，很大一个原因是长期的压抑突然结束了，社会重新恢复秩序，人们感到一切都可以重头来过。另一个原因则是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解放了人性和创造力。这两个乐观的时代很容易就培养出了理想主义。

 

    还是许多年以后（相比我第一次从磁带上听到崔健的歌声而言），我在一次免费的现场演出中看到崔健这个人。他看上去和电视当中一模一样。我离他很近，非常近，如果是十几年之前，一定会非常激动。虽然罗大佑经常来大陆演出，但我一次也没有去买票看过他的演唱会。崔健认为这是对音乐家的商业利益的一种剥夺，事实也的确如此，但是想到和他们面对面时的情景和看电视并没有什么分别，我就鼓不起勇气来。这种情形恐怕只有有同样经历的人才能体会：有几乎十年时间，我们反复听崔健和罗大佑唱歌（通过随声听和电视），一方面是因为偏狭，一方面是因为发自内心的认同。通过认识他们——也是为了认识他们，我们才穿越了九十年代幽暗的时间隧道，发现了八十年代。

 

高晓松  《白衣飘飘的年代》 1996年

当秋风停在了你的发梢在红红的夕阳肩上

你注视着树叶清晰的脉搏她翩翩的应声而落

你沉默倾听着那一声驼铃象一封古早的信

你转过了身深锁上了门再无人相问

那夜夜不停有婴儿啼哭为未知的前生模样

那早榭的花开在泥土下面等潇潇的雨洒满天

每一次你仰起慌张的脸看云起云落变迁

冬等不到春春等不到秋等不到白首

 

还是走吧甩一甩头，在这夜凉如水的路口

那唱歌的少年已不在风里面你

还在怀念

那一片白衣飘飘的年代

那白衣飘飘的年代

那白衣飘飘的年代

那白衣飘飘的年代

 

 

    八十年的文化倾向在九十年代仍然影响深远。数年之后，大学新生不再和八十年代的学长分享共同的回忆，但李泽厚的美学著作（安徽一家出版社为他出过一本错字百出的黑色封面的《李泽厚十年集》，明确提示了时间的流逝）、崔健和罗大佑的音乐作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，比八十年代的其他事物存活得更久。当然，一切也仅此而已，明晰的思考、责任感和行动能力很快就丧失了，换之以维特式的青春忧愁。更加轻快和富有城市气息的校园民谣迅速走红。高晓松和老狼是这一轮音乐文化的代言人。

 

    1996年发行的《青春无悔》是高晓松的代表作。那一年他只有27岁，此后再也没有拿出可以和这张专辑媲美的作品。问题并不在于他的才华枯竭了，而在于他的灵感来自于八十年代（乐评家说他“这么早就开始回忆”），到了1996年，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丝余光也消失在了地平线的另一侧。

 

    白衣飘飘的年代：这些柔弱无力的歌词美丽而空洞，如同一摊水渍，只是短暂地倒映出了夕阳的余晖。老狼唱过许多高晓松写的歌，他的声音又细又弱，听起来像正在变声的小男孩，或者说是一个没有来得及长大的纯良干净的校园小诗人。他和高晓松的确相得益彰。

 

    有一次在四川凉山的一个小山村里过夜，同行的有两个台湾朋友，一个五十多岁的摄影师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前记者，当村小的学生们硬要他们唱一首歌的时候，他们只能用五音不全的嗓子唱弘一法师作词的《送别》来蒙混过关。那恐怕是他们唯一能够从头唱到尾的歌。有趣的是，在大陆，从来没有一首校园民谣能像这首歌在台湾那样深入人心，成为几代人共同的青春记忆。五十年代的孩子唱的是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、八十年代有《八十年代的新一辈》、九十年代有《同桌的你》，乘着歌声的翅膀，人们将飞到各自不同的青春时光。人们不能分享音乐，也不能分享记忆。

 

 

李宗盛 《最近比较烦》 1999年

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

女儿说六加六结果等於十三

我问老段说怎麽办

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

最近比较烦比你烦也比你烦

我梦见和饭岛爱一起晚餐

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

我遍寻不著那蓝色的小药丸

 

人生总有远的近的麻烦

太太每天嫌我回家太晚

女友妈妈嫌我长得寒酸

虽然我已每天苦干实干

管它什麽天大麻烦

久而久之我会习惯

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

太太发现秘书裙子很短

她就买了八千块的耳环

女儿太胖儿子不肯吃饭

车子太烂银行没有存款

 

    到了九十年代，台湾的音乐流行到内地的时候不再有时差，罗大佑和邓丽君有了明确的区别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流行李宗盛的风格，城市、雅皮、自嘲，主题是爱情危机和人生的意义。李宗盛显然倡导友好分手和自我安慰，帮他俘获了不少人的心。这种流行文化有它的合理性，因为物质上的不满足如同一股疾风，吹走了理想主义最后的一点余烬，但通往中产阶级的道路并不平坦，个人奋斗同样需要竭尽全力，当人们筋疲力尽的时候，需要有这样的音乐来安慰心灵。

 

    九十年代一直到现在，中国的经济迅速增长，随之而增长的是人人都感到筋疲力尽的感觉。人们的确从经济增长中得到了好处，但普遍地感到不满足和意犹未尽。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错？到2009年，中国的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三，预计很快将超过日本，变成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，但人人都觉得应该得到更多，人人都感觉付出与收获并不匹配，并为之苦恼和失落。另一个沉重的代价是人们不可避免地丧失了信任感和安全感。但在分配问题变成一个严重的政治议题之前，人们只能自我安慰。音乐是自我安慰的工具之一，而李宗盛在所有的工具中特别顺手。像用来挠痒的“老头乐”一样，人们安慰自己的时候，对工具的首要要求是平滑，没有毛毛剌剌过于刺激的地方。

 

    流行音乐不可避免地要抛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，除非这种责任在商业上有利可图。这个现代工业门类对年轻一代的重要性和影响力都在下降。与此同时，中国高校的毛入学率据说超过了美国，也就是说，不仅仅大学生的总人数超过了美国（考虑到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，这一点在情理之中），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在他们的同时代人中的比例也要高于美国。尽管学历的含金量因为学生人数增加和就业不振而缩水（2009年毕业的600多万大学生中，预计有200多万失业），并且打击了大学生的信心，这个数字仍然包含中国某种至关重要的前景。1898年以来，尤其是1919年之后，占人口极少数的知识阶层一直是社会运动和政治变革的领导者，他们是政治精英的主要来源。不断扩大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基数可能孕育着一种政治动机。这种动机和八十年代有很大的不同。理想主义已经从中国社会和青年文化中消失了很长时间，以至于让人不得不怀疑，人们能否仅凭免除饥渴的愿望建造一个更好的社会呢？

 

  无意贬低中国的经济成就，或是那些努力追求财富的行为，也无意贬低李宗盛，只是觉得最近十几年来的历史过于单调了一点。这三者是同时出现并且常常被同时提到的。事实上，尽管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早就过去了，但丝毫感觉不到这个历史阶段已经结束了。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完全是九十年代的继续。这样说来，就像五十年代被颠覆了三十年，中国需要更长时间以及更好更快的经济增长，才能让人们彻底忘记八十年代。这种遗忘是好是坏，可以借用苏格拉底赴死之前的名言（我去死，而你们将活下去，哪一个更好，只有上帝知道），只有时间才能评判。